当北约的各种导弹正在有步骤地摧毁南斯拉夫基础设施的时候，当英美鹰派人物为自己有本事凌迟处死一个弱小民族而感到舒心惬意的时候，凯恩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些言行是特别值得回味的。
凯恩斯在给自己的《传记文集》（1933）作序时提到，英国的才智之士两百多年来形成一种传统，他们既有精神上的传承，又有血缘上的联系，“这些人即非最睿智的，也是最诚挚的；即非最优雅的，也是最具妙趣的；即非最富经验的，也是最具良知的；即非最具天赋的，也是在人类知识范围内成就卓著的。”凯恩斯本人不仅是经济学家，还是英国才智之士的典范。他的学术成就和待人接物中的妙趣在此不必赘言，他的诚挚和良知则充分体现于下述的一件小事。
德国在1918年11月签订停战协定后，协约国迟迟不肯解除对德国的封锁。显然，维持封锁并由此引起饥荒可以用作榨取高额赔款的手段。1919年1月18日，臭名昭著的巴黎和会正式开始，会前的巴黎处处是飞短流长之声。有消息说，法国已在暗中与德国接触，想抢占便宜。1月14日，作为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的凯恩斯一到巴黎就奉命与有关人员同赴德国特里尔，与德方商谈放宽封锁以及德国购买食品的条件。
英美代表团一行四人坐了法国福煦元帅的专列抵达目的地。特里尔在美军占领区，同行的美国官员希望通过军方征用当地德国民房，他们对自己的优越地位十分骄傲，邀请凯恩斯去作客居住。在豪华的专列上住几天也不算委屈，但是美方的好意实在是却之不恭，于是凯恩斯一同去察看可供选择的住处。他们到了一个颇为殷实的家庭，面容悲伤但又不失礼节的主妇带领这几位大声说话的外国征服者参观她的宅第。这是一次令凯恩斯感到羞耻的经历。他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来自华尔街的绅士们没有为这种偶然场合受过训练，对这些美国人而言，……我们应尽情享受作为战胜者的权力——出于我们暂时、微小的便利，而将意志强加于这些可怜的人。”他第一次痛心地意识到，胜利之师喜爱品味的恰恰就是行使这种权力时所带来的兴奋，“我们正在施以暴行，而且那竟是如此惬意的东西。”
凯恩斯的蔼然仁者之风感人至深。对胜利者以各种残酷行为取乐的厌恶贯穿了他对巴黎和会的严厉批评。德国在签订停战协定之前，美国总统威尔逊曾允诺，他在1918年1月提出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将作为媾和的基础。但是协定签订后，协约国立即在军事上采取部署，对德形成拒抗扼吭拊背之势，随时能够制之于死命，停战协定实际上成了一份无条件投降书。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像罗马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霸权的布匿战争，战败的迦太基被迫接受极其苛刻的和约，割地赔款，最终失去其独立地位，沦为罗马的一个行省。法英意等协约国领导人企盼的和平是迦太基式的和平。在漫长的巴黎和会上达成的《凡尔赛和约》企图剥夺德国的生存权，凯恩斯说过，要是他是德国人，宁死也不签这样一份屈辱的条约。
为了英国的利益凯恩斯鞠躬尽瘁，但是他不是丘吉尔那种充满“敌我”思想、没有“铁幕”也会去精心制造“铁幕”的海军军官式的爱国者。他在和会上力主对德国宽大为怀，而且还指望满嘴是理想主义崇高语言的威尔逊阻止对德国剥肤椎髓的行为。但是和会的幕前幕后充斥了阴谋伎俩，威尔逊只是被精明老辣的法国总理“老虎”克雷孟梭和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当作傀儡来戏弄，而且所有阴鸷险恶的目的尽可以用“和平”、“正义”和“人道”等令人敬畏的语言包装得漂漂亮亮。凯恩斯一度希望，国与国之间应当互相协作，共同走向繁荣昌盛之路，一国的幸福不能建筑在对另一国的无情盘剥之上。和会上种种丑恶的表演粉碎了他的美好设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帝国主义坐地分赃的巴黎和会对凯恩斯和同时代的才智之士是有警示意义的。抗议列强出卖中国利益的“少年中国”把德先生和赛先生当作救命菩萨，但是以民主和科学精神自诩的列强并不会对“非我族类”讲什么仁慈和公道。欧洲人在目睹了坦克、飞机和毒气等新发明的威力后已经认识到，科学是否能造福人类最终将取决于人类的道德修养，而不是它自身的发达程度。另一方面，民主并不能制止战争。凯恩斯失望地注意到，民众往往无知而又好战，政府为了讨好百姓总是在演说和文章里重复一种危险的思想：协约国人民是上帝的选民，德国人是天生的妖魔，处于无边的贫困之中也是活该。政客只要不断提高对德国的要价，民众总会报以热烈的欢呼声。《凡尔赛和约》是阴谋家与当时的民主政体共同的产物。
酝酿中的《凡尔赛和约》逐渐暴露出霸权自供状的模样，凯恩斯不得不愤然挂冠而去。1919年夏秋，他以人人都羡慕不已的文笔撰写了《和约的经济后果》。他用明晰的逻辑证明，德国战后的经济实力不可能满足战胜国的贪欲。但是这部著作的真正感人之处还是作者的正义感。凯恩斯指出，和约想使德国陷入长期受人奴役的地位，降低数百万生灵的生活水准并剥夺其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幸福，这才是最大的错误：“即使这种政策实际上可行，即使藉此能够养肥我们自己，即使它不会埋下造成欧洲文明生活堕落的种子，它也仍然是令人深恶痛绝的。”更使他愤怒的是，这么一份“强权即公理”的见证有人却“假正义之名为鼓吹。”《凡尔赛和约》签订已整整80周年，世界政治的性质并未根本改观。新的霸权俱乐部主宰、肢解小国的协议总会有人站出来“假正义之名为之鼓吹”。要是历史有什么进步的话，那就是今日欧美某些领导人更善于操纵、影响舆论，他们在宣传技巧上说远比克雷孟梭、劳埃德·乔治和戈培尔高明。
历史告诉我们《凡尔赛和约》并非切实可行，它的政治后果也不幸被凯恩斯言中：如果我们处心积虑地以中欧贫困化为目标，则我敢断言，彼此之间复仇之心将不会淡化。复仇心态的不断加剧，……就会在反动势力与绝望的革命骚动之间最终发生冲突，结果是不论哪一方获取胜利，这场冲突都将毁灭当代的文明与进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年里，欧洲天低云聚，一次次政治风波其实都源起于经济问题，德国经济的倾覆不是与魏玛共和国的夭折和希特勒的兴起有一定的关系吗？
在巴黎和会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劳埃德·乔治联合克雷孟梭，占了威尔逊的上风，但是英国毕竟欠了美国不少战债。在没完没了的索赔、还债的纠纷中，凯恩斯对“国以利交”这一基本原则发出由衷的感叹。他在20年代初一篇论证美国应取消英国战债的文章里动情地写道：“可悲呀，这人世间的邪恶！我们不可能在国际事务中得到我们所珍视的感情上的满足。只有一些个人是心地善良的，而所有国家概莫能外地都是可鄙、残忍而狡诈的。”也许凯恩斯不应忽视这一事实：国家有“鱼肉”与“刀俎”之分，“可鄙、残忍而狡诈”的首先是那些欺凌弱小的“刀俎”之国。但是他的感叹确实点到了某种真理，即美国神学家、道德哲学家尼布尔在《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中阐述的集体利己主义的主题。尼布尔将《凡尔赛和约》称为“虚伪奸诈的极致”，但他又知道，和约反映的却是国际事务的本质。
对国际事务的深深失望并没有使凯恩斯隐退到剑桥英王学院的高墙之内。才智之士的“良知”（原文是public conscience，指公共良心，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感）始终使他为繁荣英国文化艺术、振兴英国国民经济悉心毕力。二战爆发后，凯恩斯更深地卷入英国战时财政管理。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最后一天的议程由他乐观的演说而告终，他似乎忘却了早先自己对人性和国际事务的洞察，心里重新生出世界金融秩序中“四海一家”的美好愿望。但是两年后在佐治亚州萨凡纳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暨世界银行第一次会议对他不啻当头棒喝。会议上，律师出身的美国财长文森摆出家长的架势，独断专行。凯恩斯不屑掩饰他对律师职业的鄙视，同时大声呼吁，这两个组织应忠于其国际主义目标，不能只为某一特殊国家、特殊利益服务。当时欧洲各国饱经战火蹂躏，一心期盼从美国得到好处，未敢公开抵制文森的专断。凯恩斯的友人也已经察觉，美国把自己的援助和合作当作诱饵，使求助国在各种协议上签字画押，“但是当一切都被签掉之后，就再也不存在合作的问题了。到头来只能一惟美之命是从。”凯恩斯回到英国后郁郁不乐，数周后在自己祖先的领地蒂尔顿遽尔逝世。
凯恩斯一生不畏权势（请看他如何以文字的投枪和匕首抨击他的上司劳埃德·乔治），克已奉公。虽然在对德问题上他表现出才智之士的优秀品质，但是他一直没有忘记英国的利益和地位。他将如何评价托尼·布莱尔的英国，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随着英帝国的衰落和苏联解体而出现的是美国统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对有的国家而言，这是迦太基式的和平。在这新世界格局里，已失去才智之士传统的英国沦落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不过它还有狐假虎威的一面，有时甚至想左右饿虎扑食的方向。对南斯拉夫的轰炸还不知如何收场。80年前，凯恩斯目睹溪壑无厌的政客在处理重大事务时的“轻率和狂妄”，深感人类的无助与渺小。他想到了英国诗人哈代在诗剧《列王》最后部分描写滑铁卢战役的诗行。战场上的得胜之师“丧失了一切远见和自制”，听任毁灭人类命运的神明的驱使，变得和“魔鬼一般残忍无道”：
剩下来没有别的，
只是强者的狠毒报复，
只是弱者的无奈愤怒。
北约导弹挟带了“强者的狠毒报复”，在南斯拉夫上空呼啸，但是弱者的愤怒未必总是无奈的。“轻率与狂妄”的世界霸主不是熟读圣经吗？不要忘记大卫打倒巨人歌利亚的故事。
北约的轰炸声中怀念凯恩斯，但愿英美才智之士的良知发为黄钟大吕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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